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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金龙:深圳沙井算我半个家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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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沙井算我半个家乡

——选自《新沙井人口述史》

口述:朱金龙   整理:童晨

朱金龙简介

       朱金龙 ,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,父母是工薪阶层。初中毕业后去了台北的一个亲戚那里做印刷学徒,1993年随一个台湾老板来深圳沙井,两年后,也就是他25岁时,用家里几乎所有的积蓄创办了龙顺印刷厂,早期凭借着扎实的印刷技术在印刷界占据了一席之地,其间带过很多学徒,将印刷技术传播到了沙井。从初来的懵懵懂懂到现如今的成熟老练,这一路走来,千辛万苦,实在不易。

学好技术奠基一生

       我是台湾人,家里兄弟、姐妹各一个,家境不算富裕,父母都是工薪阶层。我读完初中后,就跟父母说我不想读书了,他们也同意了只是不准我跟朋友在一起。1985年左右,我母亲把我带到台北的她一个姐妹那里做印刷学徒,一天的薪水是170块台币相当于现在的35块左右而且不包食宿,我当学徒的时候刚好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,做什么都赚钱,加班很多,所以那时最少一个月攒两个月的钱,最多的是一个月领三个月的工资。但是也非常累,每天最少工作16个小时,一天都只睡五六个小时,一下班都是赶快冲凉睡觉,那时候真的好像没有闲暇的时候。虽然师傅说过可以不用加班,但是师傅都是在我们加班的时候教我们技术,而我们那时候要学技术,没办法就只有加班。不过住的地方还好,租的是公寓的小阁楼,一个月的租金1500块台币,那时候台湾一个便当20块台币,一个早点六七块台币,以前是台湾的物价比深圳高,现在是深圳的物价比台湾高了。

一次一去不回的人生旅途

       当完学徒,又在台湾当了两年兵。后来因为机缘碰到一个要去深圳开厂的台湾老板,他是做印刷的,印刷机器他不熟悉,而我学过印刷技术,他就聘请我过去做技术工。但是我母亲和我太太都极力反对,我太太是护士,我们是1992年结的婚。我太太那时薪水比我还多,我就跟她商量,我说:“你看台湾的干部过去,薪水都是双倍,我要是过去那边薪水就比你多了,然后再待两三年,赚到钱了,回台湾买房子多好。”于是她们就同意了。

       但没想到的是,这一待就是大半辈子。我清楚地记得我是1993年10月28日来沙井的,来了之后跟了那个老板没多久,他就因为家庭的问题,而回了台湾。1995年时候我又碰到了一个老板,这个人是之前那个老板的客户,也是个台湾人,我和他合伙开厂,这就开始了第一次自我创业。创业的时候口袋里没有足够的钱,攒了一两百万的台币全都投进去了,家里没有留半毛钱,我太太说:“没钱了怎么办。”我说:“没关系,给我5年的时间,即使做不成功,我还有技术,五年内我会拿钱回家。”可是无论我怎么跟我太太说,她就是不同意我投资,就跟我吵,吵到我妈那里。没想到我妈在我打工的时候不支持,现在投资的时候却支持我了,经过我妈的沟通,我太太也就让我投资了。

就这样懵懵懂懂地与人合伙创业了

     刚办的厂在沙井步涌,规模50个人,面积4000平方。那时我才25岁,懵懵懂懂,经常要从台湾买机器和物料,但对一些繁琐的法条法规和海关运输机器的问题不明白,所以不知道关条怎么写,报关经常出问题。我本身是个技术人员,机器不是大的毛病我可以自己修。但是特别难修的像主机板烧坏掉,我没办法修了,就要运到台湾修,要3天零件才能运回来,拿到零件了还得再装上,又得花2天,这一共要花5天。有时候时间长点要将近一个星期,非常不顺利的话有时零件都没法从台湾运过来,而客人又要货,订单又多,蛮紧张的,到最后要不是客人不干了,要不就是扣你的钱,不像现在一个半个小时就可以拿到零件。当初的物质也很短缺,吃不惯这里的食品,这里的泡面咽不下去,所以泡面、米酒、烧酒都要从台湾运过来。那时这里连自来水也没有,用水都是抽地下水,抽上来的水很浑浊,每天晚上睡觉前要用水杯装着水放一晚上,到第二天才能用,到第二天早上刷牙,水杯底部有一层黄泥。电也缺,两三天就停一次电也不通知,厂里都要配发电机,而且早晚的电压都不一样,机器常烧掉,烧一个主机板损失一两万元人民币,后来没办法只有自己做个稳压器装上,唯一还好的是路不堵。

       治安差得不行,不像现在治安好。那时我们晚上都不敢在工厂里面,时常听到很多台商工厂被洗劫了,说有一个老板睡觉睡到一半,晚上的时候被保安结合外面的人给抢劫了,不过幸好我没遇到过这样的。我只碰到过路霸,记得那次是要去公明见客户谈得太晚回来的时候,没有走107国道,因为太小没有拓宽,走的是石岩的遇绿村,这条路比较快,不过也是泥路,而且连路灯都没有。我们走到一半的时候车子灯光照到一点好像人影的东西,一棵树就倒下拦住了去路,当时是我朋友在开车,他是做发电机的,他说:“不能停。”我坐在他旁边问:“为什么不能停。”他说:“要是停了人和车都会没有的,这是打劫。”那时买车都买吉普车,我们也开的是吉普车。我说:“车开不过去。”他说:“开不过去也要开过去。”他就猛踩油门,车子一震,差点没过去,我出了一身冷汗。我当时看到车冲过去的旁边有个人,而且车好像压倒他的脚了,车过去后我从后视镜看到他们还带有武器,幸好那棵树还算不太粗,车还可以过去,如果当时我们停下可能连命都没有了。

       还有在1996年,刚办厂一年左右,公司招过小偷,我的员工还跟小偷打起来了。更让人可气的是以前有碰到抢劫的,抢劫抢了回来,抢到假的还反被打。我的一个业务经理戴了一个黑金的项链被抢了,以前的人认为金子只要咬下去不是软的就是假的,劫匪咬了一下以为是假的就骂他说好不容易抢了你,还戴假的。

靠技术迅速站稳了脚

       那时公明、沙井的印刷厂很少,竞争不激烈,我们的订单很多,多到不到一定金额的订单我们都不接。那时一张单来,整天做他的就好,两三家四五家就饱了。1995年我接到了美国布鲁斯克通一家做电子精品的铭牌的单,刚开始他们不认识我,没有马上给订单,先是测试我。他们是个贸易商,他们的东西在技术上有些颜色不知道怎么变化,就先拜托我做免费的资讯。半年以后他们拿东西过来跟我说,叫我打样打出来,出来以后,我感觉这个东西有问题,我用技术观点把它拆解分色,达到了他们想要的效果,他们说:“哇,我就是在找这个。”他们就把这一张单给我了,那张订单200多万元。后来从这张单开始他们把所有的单给我们做,一直都在支持我,因为我的技术能达到他们的要求。

       刚来的时候厂里面有很多机器,每台只能一个人去操作,但是只有我一个人会用,又因为成本太高的不可能再从台湾请人过来,所以没办法只有由我把技术教给本地人。这边的印刷界都是江西人,在公明或者沙井附近的很多师傅都是江西体系的,都是看薪水高来做印刷的。有多高呢?当时流行一句话叫“想要做发,做印刷”。当时一天平均工资6块,而做印刷的一天20块。而且别人厂的加班费都是只有1.2 倍,我们是双倍,因为我们印刷厂是用台湾那一套制度来管教的。我很不喜欢那些学了一年就说我会了还在外面称师傅的徒弟,对这些人我真的很是诧异,因为在台湾学徒要学成师傅必须满3年,没到时间即使你学会了,你还是徒弟,一定要满3年才行。我记得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教的一个徒弟,是个江西人。有一次我跟他说那你既然来当学徒,师傅在上面做你为什么不上去看一下,他说:“没有啊,这样子太慢了,你跟我讲一讲,我应该就会了。”我说:“技术你这样学会我不信。”这个徒弟就被我赶了出去,结果他到别的厂做了一年多又来我的厂应征,面试的时候他说:“我都会了。”我说:“你会什么,才一年多你就学成师傅了?”然后我就弄个技术方面的配色给他配,他配不出来,而我只用三四分钟就配出来。我是学徒过来的,我了解哪些人是不是当技术人员的料。我想虽然这个人蛮臭屁,但是反过来一想臭屁相反还有利于学好印刷,我就再一次收了他做徒弟。后来果然学得还可以,就自己创业当老板了。现在已经有我的徒弟自立当老板的,甚至我自己教的两个得意的徒弟在广州都做到上市了。 

单打独斗,初见成就

       1997年开始就感觉竞争激烈了,在这边除了跟日本、韩国和台湾地区竞争还要跟本地竞争,四个对象利润都不一样,只有跟台湾拼,知道底线在哪里,但是跟国内就不知道底线在哪里,所以就有人骂活该,为什么把技术交给国内人,可是我那时也是迫不得已啊。1997年6月的时候我就没跟那个人合伙了,我退了股。因为我是技术人员,我懂技术的管理而他不懂,而现在生意好了他却不尊重人了,我觉得这个样子不行。另外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哥哥在台湾是做官的,他来这边投资最主要是来赚汇率的钱,他等于帮台湾的老农民汇钱,不是存心来办厂的,这些被我发现,我就毅然要退股,因为我不做犯法的事情。我退股这算是创业失败,我太太就说不要做了,回台湾,我就想说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。于是我又找了些人重修开办了一家厂也就是现在这家叫龙顺的厂,厂在沙井,刚办厂时只有3个人,而且主要是做贸易,我负责业务财务,亲力亲为。那时候我跑香港,贸易商都是在香港开会,我的很多客户也都是香港人,那时候很多贸易商都到中国大陆来,这一路走过来有酸甜也有苦辣,一想那时候蛮有冲劲的,平均一天睡不到6个小时,很艰辛。

       1998年我接到美国Things Remembered连锁店的生意,这家公司是做精品刻铭牌的,这是一个贸易商给我介绍的客人。Things Remembered请我去看他们店的柜台,我用动作跟他们沟通,还请了朋友给我当翻译。我去他们店看到他们的专柜全是一个颜色——白色,就打趣地跟他们说:“你们公司这个专柜好像在办丧事哦。”他们说:“你怎么这样说呢。”我说:“白色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就是办丧事,你们的包装柜台、墙壁都是乳白色,你们的生意会好吗?”他说:“我们已经做30多年啦。”我说:“但是你们没有进步啊。”我是学印刷技术出身的,对色系的敏感度很高,而且有接到外面的讯息,什么原因什么色系的区别,我就把他们的柜架和柜子分女性、男性、小孩各不同的颜色,让他们一进来就可以分辨,我喜欢举一反三,会做两三个给他们去选择,那时候接着这个客人的时候就是的。他们还问:“什么小孩子要选水蓝色。”我说:“小孩子选水蓝色干干净净。”他们听了就说:“那好你打出你的颜色让我看看。”很快我就在美国直接遥控我的公司这边马上打样品出来,打完了寄快递过去,在那10天里面我的员工,一天睡眠不到3个小时,都一直在等我开会的消息。他们一拿到样品,就欣然接受了我的做法,就这样一家乳白色的店被我变成一家彩色的店,那一年Things Remembered的业绩在4年时间里每年都有25%的增长。他们非常感谢我们,到现在我们跟这家公司还有合作。这次成功是因为技术和快这两个因素一直是我们的核心。对于快,别人要求四五天,我就要求一天,这可能是由于性格的原因,因为以前跟着的老板是急性子,我也成了个急性子,所以在我公司里面能够成长的待得住一定都被我骂过,只有我助理这代没有,那些之前的老将都被我骂过。对于技术,在我的公司,每个人都会使用美工刀切割,每个人都要会一点点设计概念,对颜色要敏感,出样品的速度一定要快。

天灾人祸不断,一次车祸两次危机

       1999年我出了场大车祸,算是死里逃生,我躺在医院里听说之前合伙的厂生意做不下去了要卖掉,我很想买下这家厂后与我现在这家厂合并,可是我躺在病床上动都不能动,更别说去谈生意了,现在想来觉得真是可惜。

       2000年时出现过一次经济危机,很多工厂倒闭。我们的很多货款无法收回,我去追货款,别人的厂都被封了,我的厂就这样被拖累,也到了快要被封的境地,那时被逃了六七十万元。我被逃都是被一些台湾的老乡逃的,老乡见老乡,两眼泪汪汪,但是后来我觉得不要这么讲,老乡见老乡,千万不要借钱。被害的都是老乡来害,台湾人很多在这边都是你骗我,我骗你,都是因为利益。货款收不回来我出去旅游,把心情给放松下来,中国的南疆北疆我都去过了,我去过西藏,那时西藏铁路都还没开通,我请员工们去旅游,送他们去台湾旅游,我没办法让你赚很多钱,但是我会让你看到外面的世界。这世界有坏人就会有好人,有人害你也会有人帮助你。我到处向人借钱,有些朋友还是愿意借钱给我,我就这边借一点那边借一点后偿还被逃的辛苦债务,在朋友的努力帮忙下才让我走出困境,那时我就想出门真的是要靠朋友,朋友多并不是不好,只是朋友要看人。我借了钱尽量赶快还人家钱,这是一个信用程度,说什么时候还款就什么时候准时还,我有信任度,别人才能和我一路成长,我来这边的一路成长,到现在真的都是很多朋友支持和帮助,渐渐地我也交了很多本地朋友,本地人真的是很不错的。

       我刚从台湾来的时候和本地人是有隔阂的,本地人都会有一个戒心,有不信任感,对我有偏见。跟本地人租房子的时候他们都会调查你,会注意你,把你当成坏人,不信任你,怕你没有缴房租,也不跟你说话。融入不了共同的团体里面,他们走他们的我们走我们的,单单的一个楼上楼下的都很少打招呼,后来渐渐地,他们看多了,应该也是传媒让他们接受很多新的讯息,然后我们才会有更多的交流,平常之下多互动。另外就是中国的开放政策带来的,本地人见多了,世面见广,也知道人与人是怎么接触沟通了,碰到好几个本地人都很好,甚至我在这边认了一个干儿子都有17年了,我们的会计财务部都是本地人。有时候过年我跟他们家族在一起聊聊天吃吃饭 就像他们家的人一样,像我在这边生活习惯了跟本地的人相处也非常融洽。

       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导致全球金融风暴,不过好在那时候财力有了,不像2000年时候被逃了几家就完了。

       2008年被逃了10家一共100多万元。那次有个逃了20万元的说他会还给我钱,结果一直杳无音信,然后我追到台湾他家里去,我那时想只要我在台湾找得到他,我就可以在台湾告他。但是我朋友说,你去告他,他小孩还没书读,他能还得起钱吗,法院只能强制他支付多少薪水给你,而且他逃也不是自己愿意的,就算你收到了,20万元也不会让你变得更富啊。我朋友说得很对,我后来一想也是,他骗我的这些钱是为了他工厂的水、电费,他是身不由己。于是我就只让他写个借据给我,这是唯一一个找得到的。还有个晚上逃的,第二天早上才有朋友打电话过来说,朱先生一家逃了。还有我人在河南时候接到电话说又有个逃了。而这些人我连找都找不到。这样的情况我能怎么办呢?告他?我还要律师费用呢?我想我要豁达一点,还不如把这些追款的时间用来在赚钱上。从那以后我做生意都特别注意要筛选客人,如果感觉客人不对劲宁可不做。以前是没办法不做,因为以前明知道他有困难,大家都有困难互相支持,但是现在是大环境的问题,没办法支持,支持他我们也要倒,所以现在如果觉得客人怪怪的,我们就加紧催款或者宁可不做以保护自己。

沙井对我来说,算半个家乡

       我半辈子都在这边,刚开始来的时候没有107国道,都在补补修修没有像现在这么宽这么大,说实话看到这么落后的村庄,唯一点好处是离码头近,那时人生地不熟只能靠台湾那边的交谈,跟沙井本地人也格格不入,渐渐地变化了,从小村庄到现在高楼林立。沙井的官员都很好,对台商都非常支持,不像别的镇好像都高高在上。那时《劳动法》提出来的时候,这边的官员出来宣导说尽量都能解决,那时候只要员工有什么问题就是企业的不对,而沙井这儿就很讲理,在别的村,员工偷东西老板还不能开除只能记一次大过,在本村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员工被开除,就是被开除了。

       有时想想未来,我就保持目前的方向,做到不能做为止。我有两个小孩,大的1995年出生,小的生于1999年,我想让小孩继续接班,希望给他们一片天去创业。另外我计划给我的员工分点股,我是比较豁达的一种人,不是太雄心霸业。所以没有打算进一步扩大的打算,只想转换一下跑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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